提醒自己很多遍不要陷入私人敘事，但還是被電影凝視了。詩歌不僅是靦腆的男孩向心怡的女孩傳達愛意的中介，不僅是馬里奧與聶魯達的友情信物，也不僅是將人民對土地的愛與宏大的紅色浪潮緊緊相扣的鎖鏈。詩歌帶來了主體位置的轉變，是孤立的男孩到成家再到走上街頭，是漁民到詩人再到革命者，是從愛戀的獨一性到普世的社會主義信仰，是從“缺失”走向幻覺的“完整”再到覺醒的“溢出”。鏈接了土地的深沉與變革的熱情，牽扯小人物間的執(zhí)著和收斂的激情。若要捕捉遺憾，有跡可循的地方在于故事發(fā)生在尚有喘息空間的小島，尚有看似未被染指的第一自然和直接作為metaphor出現(xiàn)的角色供予我們一個懷舊的烏托邦。在主體不是零而是負數(shù)的時代，這種為人民寫詩的“自信”又從何處找尋？實踐與文化相離太遠。一想到這點，仿佛置身于詩歌的荒漠和終極無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