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從戰(zhàn)后攫取了象征界的“父法”地位，“美國”便已構成六十年代法國電影避無可避的”大他者”。面對這樣一個“主人”形象，戈達爾通過《法外之徒》再次施行了一次“主奴辯證法”的顛覆活動，盡顯對于美國電影程式的反諷姿態(tài)：無論類型元素的反類型運用，還是系列電影的偽系列結(jié)局。借用戈達爾自己的修辭，不妨可以把《法外之徒》看作又一次影像施于現(xiàn)實的“復仇”。與經(jīng)典的”一分鐘沉默”相比，隨后的舞蹈段落更加含有元電影的維度：畫外音與環(huán)境音的互相打斷，顯示出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話語爭奪，同時也是回溯性與即時性的視角爭奪——電影即各種“斗爭”的集合體。另外，放置金錢的三重空間（二層木柜、一層冰箱、底層狗屋）顯著體現(xiàn)了戈達爾出色的結(jié)構意識。最后的秩序復原蘊含某種失敗主義情緒，一條有別于存在主義的新道路正被急切地召喚進場。